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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EO    发布时间:2019-11-15 22:09:12  【字号:      】

www.11psb.com_www.11psb.com-【取消下注】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

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

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

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标题分割#俞加雷:我是工行金融科技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人物:俞加雷  职务:原工行嘉兴秀洲支行  个人业务市场部贷款催收岗    35年过去,从青葱年少到华发苍颜。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心底那份工行情。回首自己在工行的35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又有很多画面挥之不去,那些年为了业务发展而不断创新突破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我被分配到东门储蓄所从事储蓄工作。当时的储蓄工作十分原始,“丁字柜”“抽字头”是我们那代工行人的独家记忆。那时,客户必须到银行排队处理业务,每位客户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底卡,上面记载着收支明细,由1个出纳和2个会计在“丁字柜”上进行手工记账,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按照底卡编号抽取卡片进行记账,这个环节就叫“抽字头”。  随着业务的发展,来储蓄所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丁字柜”也从1个增加到2个,最多的时候一天的业务量有300多笔,抽取客户的底卡成为一个繁琐但又不得不进行的环节。为此,我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门反映,一边自主探寻解决方法。经过初步的构思,我决定以全自动机械传递的方式代替“抽字头”,但由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械的结构设计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向当时的嘉兴冶金机械厂寻求帮助。  冶金厂团委了解情况后,协助我们改进设计方案。在综合考虑业务需求和场地因素后,最终确定了“4台机械+2个按钮”的半自动化方案。相较于全自动方案,这套方案安装、操作和维修都更为简便。经过数月的研究,储蓄所终于有了一台“半自动抽账机”,大大提高了“抽字头”的效率,这在全省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尝到了科技改革的甜头,1989年从当时的浙江工学院学习归来后,我又想方设法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算机已开始在银行业应用,“手工记账”的年代过去了,但新问题层出不穷。电脑记账虽然高效便捷,但是差错不可避免,需要复核员每日将纸质业务传票与系统中导出的账目进行逐一勾对校验。这个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账务差错。  当时,我所在的工行市分行营业部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而刚接触BASIC语言的我立刻想到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账务复核的方法。想法有了,实操还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研发配套软件,这需要了解现有软件的数据结构,但当时的会计记账程序是由省行下发的,无法获取数据结构。  为了了解数据结构,我只能自行设计程序不断进行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十次的读取后,我最终确定了两个程序的数据对接方式。1991年,经过反复调试、检测,嘉兴分行营业部上线了全省第一个“事后复核”软件,告别了人工复核的岁月。此后的几年里,这个软件为整个嘉兴分行的业务运行保驾护航,直到总行的账务处理系统上线。  从算盘、账本、人工点钞,到如今的电脑、自动取款机和各类智能终端上线,“无网络不金融、无移动不金融”已经成为常态。在数字化转型中,工行嘉兴分行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仅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配备了智能终端机、产品领取机、智能回单机、电子银行演示体验机等智能设备,使90%以上的业务能在上述设备中进行,而且依托“技术+数据”双轮驱动,打造了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如今,每当看到各种智能设备在银行广泛运用,我都会为工行能始终走在金融科技的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同样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工行人在科技改革中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

图书腰封变“妖封”?打名人牌、用语夸张堪比小广告 #标题分割#某本图书上的腰封。钟欣摄  出版人三石说,腰封既是图书的一种装帖设计艺术,也是图书营销推广的工具。日本有个畅销书推手井狩春男,把“如何制作吊人胃口的书腰”列为书的行销要件之一。  古代也有类似腰封的东西,宋代比较常见,一般主打质量牌,顺带做点小宣传。例如有一部《六家文选》,便印有“此集精加校正,绝无舛误,现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字样。  “现在,图书编辑一般会将能体现一本书价值的语言放在腰封上,或名人推荐语放在上面,以便在卖场很快吸引读者眼球,引发购买和阅读欲望。”三石解释。  但问题就在于,在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中,腰封的宣传文字走向了失常和“变态”,过分夸大。三石说,这很容易招致读者反感,“腰封本身没有错,错的是编辑者”。  泛滥的“微型小广告”  所以,设计腰封原本是一番好意。但目前文案浮夸的腰封似乎多少有点泛滥,原本该让图书锦上添花的一张纸,异化成了内容拙劣的“小广告”,极容易让书流露出“地摊文学”的气质。  “现在腰封营销目的是第一位,变成了吹牛阵地,真能入眼欣赏的不多。”刘翊曾在出版社工作近20年,见识过不少图书腰封的设计制作,“弄这个的大多是宣传策划和图书发行的人,当然有的也有作者本人参与。”  刘翊透露,腰封写“名人推荐”是想证明书的内容很厉害。尤其是民营书商,胆子大、敢吹,动不动书封就印着“最如何如何”等字样,顺便收割“边缘读者”。  “有些名人是无辜‘被推荐’,自己压根不知道。也有心照不宣的做法:动用作者的交际圈,请名人写点推荐语,对方碍于情面不好推辞,但写的多半是客套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刘翊说,至于是不是真的看过书,那就是名人们的个人选择了。  “被推荐”的名人找上门咋办?刘翊说,出版方自有应对:找个跟名人同名同姓的人“顶锅”,最多道歉赔点钱了事,“名人们忙,多半没有精力纠缠”。  他解释,出版社营销手段和经费都很有限,腰封带个微型小广告省钱又直观,做了就有宣传效果,“你看不上不见得证明它没用。就像某些购物APP,再山寨、质量差,不还有大量消费者买单?”图书腰封变“妖封”?打名人牌、用语夸张堪比小广告 #标题分割#某本图书上的腰封。钟欣摄  出版人三石说,腰封既是图书的一种装帖设计艺术,也是图书营销推广的工具。日本有个畅销书推手井狩春男,把“如何制作吊人胃口的书腰”列为书的行销要件之一。  古代也有类似腰封的东西,宋代比较常见,一般主打质量牌,顺带做点小宣传。例如有一部《六家文选》,便印有“此集精加校正,绝无舛误,现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字样。  “现在,图书编辑一般会将能体现一本书价值的语言放在腰封上,或名人推荐语放在上面,以便在卖场很快吸引读者眼球,引发购买和阅读欲望。”三石解释。  但问题就在于,在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中,腰封的宣传文字走向了失常和“变态”,过分夸大。三石说,这很容易招致读者反感,“腰封本身没有错,错的是编辑者”。  泛滥的“微型小广告”  所以,设计腰封原本是一番好意。但目前文案浮夸的腰封似乎多少有点泛滥,原本该让图书锦上添花的一张纸,异化成了内容拙劣的“小广告”,极容易让书流露出“地摊文学”的气质。  “现在腰封营销目的是第一位,变成了吹牛阵地,真能入眼欣赏的不多。”刘翊曾在出版社工作近20年,见识过不少图书腰封的设计制作,“弄这个的大多是宣传策划和图书发行的人,当然有的也有作者本人参与。”  刘翊透露,腰封写“名人推荐”是想证明书的内容很厉害。尤其是民营书商,胆子大、敢吹,动不动书封就印着“最如何如何”等字样,顺便收割“边缘读者”。  “有些名人是无辜‘被推荐’,自己压根不知道。也有心照不宣的做法:动用作者的交际圈,请名人写点推荐语,对方碍于情面不好推辞,但写的多半是客套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刘翊说,至于是不是真的看过书,那就是名人们的个人选择了。  “被推荐”的名人找上门咋办?刘翊说,出版方自有应对:找个跟名人同名同姓的人“顶锅”,最多道歉赔点钱了事,“名人们忙,多半没有精力纠缠”。  他解释,出版社营销手段和经费都很有限,腰封带个微型小广告省钱又直观,做了就有宣传效果,“你看不上不见得证明它没用。就像某些购物APP,再山寨、质量差,不还有大量消费者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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